杨东河说：“有用我处，你尽管说。咱姓杨的讲的就是个义字。”
“我就劝你多个心眼。刘双喜是个狼，石原是个鬼，这两人无耻无义，靠卖别人的脑袋发家，你要多加小心。发现有什么动静，及时给我通个气儿。咱们也来个联防制度。”
杨东河满口答应，告别而去。临走告诉杨树林，隔一天叫朱强治到乡公所拿钱和粮。
杨东河以为杨树林与刘双喜之间狗咬狗的斗争，是互相在日本人面前争宠，正可利用。
前边说过，刘双喜在旧军队当过小军官。鲁北这片地区，地少人多，干旱缺水，遇到灾年就要外流逃荒。一没文化，二没技艺，在军阀混战年代，最好找的出路就是吃粮当兵。一个人在某个部队站住了脚，后来的堂兄表弟三叔二大老爷就来投奔他“补个名字”，在这种部队里侄子当排长，叔叔当班长，带着一群外甥内弟混粮吃的现象很普遍。“七·七事变”以后，京津附近的部队通过山东往南方撤。撤到家门口，刘双喜就跟几个老乡商量：“这东洋人可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样这个仗不是三天两后晌能打完的。咱们跟着退到哪里算一站呢？”商量结果，几个人拖着枪装作掉队，就结伙留下了。那时日本军队还没到达铁路两侧，中央军已经退到了黄河以南，八路军在山西作战还没东进，鲁北大地既是权力真空，土匪武装就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成堆地冒了出来。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拉起个“团儿”。头子姓张就叫“张团”，姓李就称“李团”。也有以头子的外号诨号作团号的，如“胖娃娃团儿”，“崔小辫团儿”。刘双喜也拉起一个团来，自称“喜团儿”。此地拉杆子的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在本乡本土只向驻地摊派粮款，不明火执仗绑票。因为十里八村都有理不清的亲戚关系，也不兴在本县采花问柳。做大买卖要到外乡去。一般的是到胶东半岛，胶东人航海、从商的多，而且是侨乡。虽说是“兵匪一家”，到底还是两个行当，隔行如隔山，刘双喜不懂黑道的规矩，刚拉起团来又急着捞财买枪，竟绑了西乡聚源烧锅的票，绑的是东家小姐。东家卖了田地把姑娘赎了出来，已不是完璧，姑娘羞辱难堪，在回家的路上就跳河自尽了。此事传播开来，连黑道人也把刘双喜视为畜生。杨树林是西乡人，在他还没摸枪杆时就对刘双喜极为鄙视和反感了。
杨树林也算书香门第，本人在省立师范毕业后曾作过小学校长，参加过救亡宣传。他想参加抗日，但看不起共产***的队伍。说是国共合作，谁保证不会再翻脸？要当兵还是当中央军，牌子正，装备好。这样，台儿庄大战时，他就南下投中央军，走到半路，碰见一群从前线回来的年轻人，说中国军队取胜后已经迅速南撤了。他们投军扑了空。他又随众人打道回府。走到沂蒙山麓，被从西边开来的115师部队发现。问清他们的来路之后，部队首长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的政策，红军整编为十八集团军后的抗战任务。一席话把他们说得心服口服，就自愿参加了八路军。
为了开辟敌后根据地，分出一部分队伍鲁北。要找些当地人作骨干，杨树林被选中，一到鲁北就当上了区中队的队长，战争残酷，伤亡大，晋升快，到1940年他就当上了一个县大队的副队长，按习惯人们叫他杨营长。
1942年，战争重点移到敌后，敌人兵力增加，战斗频繁而残酷。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伤被俘，开始表现得也还蛮有气节。敌人威逼利诱他都挺过去了，一天夜晚把他和另外四个人押到山沟中，令他们站成一排，喊道：“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三分钟之内，投降的向前三步走，时间一到，立即开枪！”他们互相看看，谁也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