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圣地亚哥动物园花了数百万美金，将威鲸送回冰岛的家乡，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彩，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将被风吹落地面的小鸟拾起来抚养，将找不到妈妈的小松鼠捡回去保育，为它们取名为“满天”、“满地”，虽然它们长大之后，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游，但是多少年来，心中的祝福欢喜仍然不减。“教化”就困难多了，不但要观察众生的性格，耐烦地应机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个人来学佛，但就因为一件事情不能顺应他的心意，而前功尽弃。姑不论吾等凡夫福薄慧浅，即如大圣佛陀度众何止千万，但对于城东老母，虽然想尽办法，种种教化，还是无法接引她得度。对于提婆达多，虽然佛陀也是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也无法抑制他累劫以来贪婪私心的习气，只有忍见他堕入地狱受苦受难。
虽说“教化”如此困难，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大德们仍不减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众，这是因为唯有“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济助众生渡过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
佛世时，善德居士在家中设立大施会，供养各类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贫穷、孤独、下贱乞讨的人，以为功德巍巍，但维摩诘尊者却说：“真正的大施会，应该以法施为重，为什么你却只设立财施之会呢？”
印度阇婆国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请人京时，宋文帝亲自拜见，并且向他请法，问道：“朕想要持斋戒杀，但是朕日理万机，实在难以两全啊！请示大师，我该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与凡夫的修持本来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别。君王拥有天下四海，地位超过世人之上，只要您一句好话、一项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这就是真正有意义的斋戒‘行善’。”
可见“行善”固然要紧，“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济穷苦，但许多人拿了赈济品之后，不但没有谢意，而且丢下一句：“下一次东西要再多一点啊！”那种贪求无厌的样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尽力养老抚孤，但一些人在舒适的生活起居中，仍经常争吵不断，那种嗔心炽盛的样子，委实让人叹息。无怪乎西哲有云：“给他一张桌子，不如给他一块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举办“送爱心到泰北”活动，借着运送物资之便，发起“以设立工厂来代替救济”，承蒙泰北第三军军长的女儿李健圆小姐深表赞同，多次为此到台湾来募款，我也鼓励信徒给予支持赞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们，仍如杯水车薪，无法解决问题。我也曾经多次到兰屿、绿岛、小琉球等地举行冬令救济，事后看到当地同胞心灵上的空虚仍然无法解决，令我体会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穷”，诚乃经验之谈，想起“慈济功德会”在世界各处济贫救苦，功德无量，应该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继续给予鼓励支持。
记得有一次信徒座谈会上，陈秋琴师姐举手发问：“‘行善’与‘教化’孰轻孰重？”慈容法师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闹不乖的时候，父母塞给他一颗糖吃，使能暂时止啼；‘教化’则好比父母花时间耐心教导孩子做人处事的道理，让他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陈师姐很有慧根，一听就了解到“行善”与“教化”的分别，从此多少年来，与夫婿刘招明居士两人出钱出力，护法卫僧，不遗余力。
也有人问我：“从事救济事业和建筑寺院孰轻孰重？”我觉得不必互相比较，因为众生各有所需，吃饭配菜固然可以当饱，喝牛奶吃面包同样也能充饥。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个道场，我觉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学校，一个灰心失意的人进寺院拜了佛之后，往往能够鼓舞精神；一个事业受挫的人听到法师的一句开示，或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