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刘四爷我见过，跟我父亲还有点交情。那时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骑着个小毛驴，赶了东集赶西集。碰上生人摆摊作买卖，他还跟人家“转春”。他教给过我几句“春典”，我全忘了，只记得烟袋叫“吊山勾”。他应我爹之邀，为邻居的牲口看过病。用了他拿手的医术“火烧战船”。要人买十斤白酒，一床破被。他吃饱喝足，把牲口死死的拴在桩上。拿酒把牲口毛皮全沾湿，划着火柴往牲口身上一丢，牲口遍身起火，吓得连叫带挣扎，等火势烧旺，趁热把破被往牲口身上一捂，不一会牲口满身大汗。他说：“病好了！”便拿起烧剩的酒告辞回家。第二天那牲口的病果然消失，只是弱得站不起来。他不收费，但带走了八斤酒。比一般请兽医的诊费只多不少。
邓智广赶了两个集，都没得到什么情报。也有收获，每集刘四爷都请他吃四两包子，喝一碗甜沫。
杨东河接受尚武给的任务，过了半个月还没有进展，正苦于无从人手，也是天意，杨树林的表弟兼护兵朱强治到伪区公所来了。
据点里的人很少见到杨树林，但没人不认识朱强治。他名义上虽只是个护兵，但比那些分队长、中队副之类香得多。一来他是杨树林的表弟，杨树林大小事都由他操办；二是这小子在东北上过学，会说几句日本话；三是他的派头比杨树林不低。他在沈阳长大，一举一动学日本人。从来不穿中式便衣，总是穿一身协和服，戴顶战斗帽，花钱买来双日本水袜子胶鞋。说话总故意夹几句日本话。其实他爹在沈阳不过就是个饭馆跑堂。他体格瘦弱，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又没找到职业。挑“满洲国国兵”也没挑上，在东北管这种人叫“国兵漏”。按“满洲国”的规矩，“国兵漏”都要当几年苦工，名曰“勤劳奉仕”，实际是无偿劳动，而且专干修公路挖战壕之类的苦活。他受不了这个罪，听说表哥混上了官，就回乡投奔杨树林。杨树林叛变不久，没有自己的亲信，正需要这么个人作帮手，格外的恩宠他。他正式职务是护兵，杨树林不在场时，据点里的为讨好都称呼他“队长补”。这也是句从日本职名中抄来的“协和语”。
朱强治这天态度格外客气，对杨东河说：“家表兄请您吃便饭，有点小事相商，请千万赏脸。”杨东河连连称谢，赶紧叫人到街上现买了两篓当地土产“盐姜芽”。把篓里的咸菜倒出来留着自己喝粥用，翻开箱子找出存着的二两西口土装进去。
杨树林身穿长袍，面带笑容，手里托着驳壳枪来迎接他。
杨树林在自己屋中桌上摆了四样菜，打开一坛酒。除去朱强治，没叫别人侍候。一见咸菜篓，杨树林高兴地说：“谢谢了，我就爱吃这口小菜，叫他们拿个碟来，现在就尝两块。”杨东河也不吭声。说着杨树林一手持枪，一手打开篓盖，用鼻子闻闻，觉得味道不对，伸进手一摸，还有层油纸包着，就看了杨东河一眼。急急捅破油纸沾了点在指头上，放进嘴里舔了一下，脸上顿时像开了花般笑得嘴往上弯眼往下坠。这时朱强治拿了小碟来，杨树林说：“这咸菜还是留着就粥喝吧，碟放在这儿沾醋用。你去帮着整菜，我跟杨区长说几句话。”把朱强治支走后，杨树林把椅子拉近杨东河说声：“这么重的礼，无功受禄，叫我寝食何安呢？”
杨东河说：“您知道我不用这个，说实话，这也是别人托我办事送我的。我留着没用。就别让它出咱杨家门了。”
杨树林说：“今天是我有事求你，哪有反叫你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