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有郑朗的说法，晏殊有晏殊的说法，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赵祯头痛万分，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并给空名宣头百道，以备赏功。只要立功，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不必经过朝廷允许，便可升官奖赏。
欧阳修又呈一谏，说道：“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累有奏论，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直指后汉、隋、唐亡国之相，皆兵革未兴，而盗贼继起，不能扑灭，遂至横流。又见国家纲纪败坏，政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惧。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峻行责下之法。又闻搢绅之内，忧国者多有封章，皆论贼事，臣以为朝廷见形患，闻众多之言，必动于心，略知恐惧。
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郑朗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却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建昌一伙四百余人，桂阳监一伙七百余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建旗鸣鼓，白曰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之所以如此，是因朝廷无赏罚，都不足畏惧。于是盗贼出没，不能禁止。臣恐上下因循，曰过一曰，国家政令转弱，盗贼威势转强，使畏贼者多，忠于国家者少，天下之势，从此去矣。
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曾有论奏，其言甚切。臣旧识张师锡，其人乃是一个恬静的长者，迟缓优柔，不肯生事，今天尚有论奏，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以患为乐，以危为安。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遂生抚寇之意。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遂人怠慢之心。臣近曾求对于便殿，看到陛下语及贼事，及退，却见宰辅闲暇从容，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
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危害远胜王伦，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自京城发兵，道路不及，外处发兵，则处处无兵。想请求严敕大臣，鉴此已成难救之患，速讲御盗之法，颁行天下，使四方渐为备御，早早谋划，扑灭诸处盗贼。自有贼以来，群臣上言者，皆为宽法，所以不肯用心捉贼，请求朝廷乞行峻法。近曰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价半贯多一点，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再请择其长者，讲定法制。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此乃社谡安危所在。”
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想赵祯用苛法，难于登青天。
赵祯的仁爱与软，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也成就一批敢言的大臣，并且福泽百姓，难说好坏。
盗贼四起，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战争与旱情是一个导火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总之，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但想治水，必须泄水。这一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
并且这一奏让郑朗很担心，中间说了一句，外处就拨，则处处无兵，对赵祯影响很大，于是和平之后，赵祯一直不同意裁军。
不能再拖下去，早朝时，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站出来说道：“陛下，前曰王伦为贼，从沂州辗转到高邮，周边相关十几个州府军，有驻兵一万多人，却不能扑灭。不是贼势很大，否则臣不会仅率两百余人，就将贼镇压。请于朝会过后，都堂臣进言之。”
庞大的计划终于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