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会战,美军在制空权上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比如在坦克大战结束前,美军没能及时掌握东北军在后方的调动与部署,让第十六集团军及时到达玉田,守住了第三十九集团军的侧翼,结果第装甲师差点全军覆没,到最后还不得不放走第三十九集团军与第六十五集团军,没能在野外战场上歼灭东北军的主力,为后面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打到北京会战的时候,美军在制空权上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当时,美军根本法派遣大型人侦察机去战场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因为这些人侦察机肯定会被击落。即便损失人侦察机,不会损失飞行员,但是美军也没有多少这种单价超过亿美元的大型人侦察机。结果就是,美军只能让人侦察机在己方战线后方巡逻,监视范围缩小到了原来的十分之,基本上失去了使用价值,最多只能为战线上的美军提供有限的战术情报,而不是全面的战场信息。

  相对而言,美军在大型空监视平台方面的损失,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在天津会战与北京会战,美军总共损失了七十四架支援飞机,其E-3与E-8各有十架与十六架,另外还损失了二十多架大型电子战机。如此巨大的损失,既对美军的空作战产生了严重影响,根据美军的统计,在这两场会战,美日联军在空战损失的战斗机有将近半是在没有得到预警机支持的时候与国空军交战的结果,更要命的是,美军不得不调整支援飞机的部署方式,将E-3与E-8的部署空域严格控制在己方战线后方三百到三百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留出足够的空间,在支援飞机前方部署巡逻战斗机,拦截国空军的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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