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影响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即便对于国当局实控区的民众来说，针对游击队的宣言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别的不说，游击队代表就明确提到，必需承认武装力量归公民所有，而不是归统治集团所有，而且政府只是代表公民实施行政统治，因此得由公民选举产生，并且受到同样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监督与约束。更重要的是，政府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超越法律的行政特权。也就是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得像所有公民样，尊重国家的切法律。
事实上，这正是限制了统治集团的特权。
对后方民众来说，肯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对最高统帅部来讲，这显然是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能忽视游击队的要求，特别是在北方战区，就算罗耀武并不完全赞同游击队的提议，毕竟罗耀武并不是个有着崇高政治觉悟的政治家，而是个非常实在的军人。在他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抗战时期都没有多大协助。为了凝聚国家的抗战力量，集权、甚至是**都有需要。只不过，罗耀武也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要求必需得到尊重。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军人都没有政治觉悟。
在这个时候，陈必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在连刘诚志都认为不应该向游击队做出太大让步的时候，如果没有陈必时的坚持与支持，恐怕这次谈判又将破裂。
经过两次磋商之后，陈必时最终说服了刘诚志与罗耀武，向游击队做出让步。
只不过，陈必时也有自己的套，没有完全采纳游击队代表提出的方法。
依照他的提议，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可以与游击队发表联合宣言，但是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宣言，都不能仅仅针对游击队，而要整队全体军民，即同等对待。如此来，宣言就不能仅仅包管游击队的权益，而要包管全体军民的权益，也就是包括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与平民在内的所有国公民的权益。
为此，陈必时提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即游击队本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员组成的，既有军人与民兵、又有农民与城市居民，而且游击队员家属的身份也非常复杂，如果仅仅只针对游击队本身的权益，定损害其他公民的权益，使得与之相关的任何宣言都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也就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结果可想而知，站到人民对立面上的游击队，肯定法生存下去。
必需承认，陈必时确实很有口才，而且在辩论的时候很有说服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陈必时的努力，游击队代表才做出让步，最终同意以联合宣言的方式来确立游击队存在的价值，以及全国抗战的根本目标。
毫疑问，在游击队，确实有些才华横溢的伟大人物。
谈好基本条件之后，刘诚志就委托陈必时，全权负责起草宣言稿。
当然，这不是陈必时个人的工作，参与起草工作的还有四十七名游击队代表、二十名正规军代表、十四名民兵代表、二十三名政府代表与三十九名平民代表。当然，真正起到作用的也就那么四五十人，其他的都只是见证者。
经过周努力，十月九日，《权利宣言》正式发布。
这份正式名称为《华民族全面抗战与公民权利保障宣言》又被称为《北京宣言》或者《权利宣言》。毫疑问，这是份扭转了抗战局面，改变了国历史，最终拯救了整个华民族的伟大宣言。
正是这份宣言，全面激发了炎黄子孙的抗战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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