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本先生邀我去为“台湾大佛山”的佛像开光时，许多徒众深恐我被人利用作为商业的噱头，纷纷劝我不要去。我当时想：即使如此，能为他们种下得度因缘也是件好事，所以还是在百忙之中前往赴会。开光以后，我婉拒红包，和他们说道：“我是为帮忙而来，不是为红包而来。”后来，他也捐了二十万美元作为国际佛光会的发展基金。回想国际佛光会刚在美国成立世界总会时，一切草创，真是千头万绪，百般困难，幸赖胡、周二人的协力相助，我们得以在欧美各国展开会务，如今菩提种子遍撒全球各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我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做人处事，即使在病痛中，也总是想着如何利益大众。去年一九九五年五月，心脏手术完毕静养期间，我将疗病经过与心得记述下来，订名为“荣总开心记”，寄给“讲义堂”。八月，我带着弱躯飞至美国主持北美洲徒众讲习会，社长林献章先生亲自来电，兴奋地告诉我，这篇文章得到热烈的回响，该月份的《讲义》在短期间内被抢购一空。由于我婉辞稿费，承蒙林社长好意，以刊登两个广告与我结缘，如今，我又继续为他提供百篇的“人情味故事”，以答谢大家的爱护。弟子们经常劝我多休息，有时我不免嫌烦，所以有一次，向他们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心是一点，我就是要这样和大家结缘！”
结缘，本来只是为了利他，却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举办“佛光缘书画义卖会”，为佛光大学筹措建校基金。当各地艺术家云集台北道场鉴赏书画时，都不约而同地咋舌惊问：“大师！这么宝贵的名家真迹，您是如何‘化’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点真心和别人结缘罢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着轮椅，带着尚未痊愈的腿伤，从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灵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谢，并且说，她是满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从来没有拜过别人。后来她听说佛光大学要募款，将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数捐出，使义卖会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请家人转告，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短期间内无法赴港，想到山海远隔，何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事后他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观世音菩萨”画像以为致谢。直到举办义卖会时，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观世音》和《荷花》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对于巨额的工程款项，不无小补。
在义卖会场，望着张大千的名画，我突然心有所感：法华会上，无尽意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的精神深深感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佛世时，须达多长者聆听佛陀法音以后，心生欢喜，故发心以黄金铺地，兴建只园精舍供养三宝，这些经典里记载的事实无非证明了“化缘要化心”。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的无上智慧，我们固然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努力效法，用无尽的悲心愿力和大家广结善缘。
多年前，潘孝锐居士听了我的说法以后，心生感动，不但对于佛教的文教事业多方支持，并且将自己的图章放在银行，嘱咐办事人员，只要我去借钱，无条件支付。维力企业的张登旺董事长也由于我为他讲说《心经》，心开意解，所以捐了一千万元维力清香油给佛光大学义卖。而自谦“小人物”的余福隆先生，因为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