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战术很残忍，报纸上关于北方盐荒、粮灾和饥民死尸枕籍的报道长篇累牍，而一些“善良”的儒者们，自然而然地把种种惨剧的原因归咎到大都督府头上。甚至有“大善人”在报纸上发出呼吁，建议大都督府结束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战斗手段，以免北方百姓遭受池鱼之殃。
而一些以向北方出口日用品为主业的商会也发出了不满之声。断绝食盐和铁器等物资的供应，的确可以严重打击北元的战争能力。与此同时，南方相应的行业也受到了冲击。虽然大都督府为相关产业提供了补偿性措施，并且允许他们向北方出口罐头、糖霜、马车等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但商人们的重利心理依然难得到满足。
“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使用任何战术，只要有效，就是合理的。没人有权力指责被奴役者的反抗手段是否残忍。华夏国大、人多、文明的韧性强。只要把最艰难时段挺过去，挺到敌人的忍耐极限，就可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以目前的方式，如果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也同时赢得了整个华夏的复兴契机，整个民族的自由！”
文天祥慢慢地向众人陈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些见解一部分来自文忠的记忆里那篇《论持久战》，另一部分是他对眼前这场战局的思考。
以劫掠为生的蒙古人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所以南方在这方面的反击频频得手。但是，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伤害的永远不会是被动挨打一方。
据监察院的眼线反映，少数商号的已经筹备走私。个别以出售智慧为生的文人，也为重新开放盐、铁的输出而摇旗呐喊。虽然他们的人数极其有限，在相关部门的铁腕打击下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但大都督府却不得不提前作出些预防举措。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任何破坏性因素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要通过报纸告诉人们，这场战争的意义、目的和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用双方实力的对比和严密的推理告诉人们，积弱已久的华夏不可能速胜，也不可能因某次战斗的失利而亡国。
如果是在五年前，文天祥绝对不敢夸口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华夏。而五年后的今天，一切已经与昨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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