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文天祥，诽谤新政，他无所顾忌。反正文天祥自己订的规矩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无关。按程老蔫对此话的理解，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指摘谁就指摘谁，只要不带脏字，不辱及对方家人，官府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但随地吐痰被人抓了现行，在瘟疫流行期间可是个大罪过，要是被人扣上故意传播瘟疫的帽子，这场牢饭就吃定了。
“不行，单子都扯下来了，对不上底联，县丞大人唯我是问！”钱老四冷着脸，不依不饶地说道。
“四叔，咱们一个巷子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您还来真的啊！”陈老蔫见钱四叔转身准备离开，赶紧上前拉住对方衣袖子，温言好语地祈求道。
“不行，放了你，被人举报了，我自己脱不了干系！”钱四叔狠狠摔了下袖子，将程老蔫的脏手摔到了一边。
“上次选举，我还投了你的朱签呢！”陈老蔫见求情不成，跺了下脚，翻起了旧帐。
“承蒙大伙看得上，让我当这个里正。拿了这分俸禄，就得干这分事。就得行正，走直，不能让人背后戳我的脊梁骨，给文丞相丢脸！”钱四叔笑了笑，自顾走开。
“德行，下次，我叫上老拙、八爷、小六子他们，都不把朱签投给你！”程老蔫冲着钱四叔的背影悻悻地嘀咕了几句，灰溜溜地拿起簸箕继续洒石灰去了。
此刻，对两年前的那次失误，他心中充满了后悔。当年，破虏军初入福州，一切规矩都重新改了。原来的衙门、从吏全部解雇，县令、县丞皆从地方士绅中推举。并且把福州府称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区，每个区又按街道分了十几个里，要百姓们自己选能识文断字的区长和里正出来，协助官府做事。
夫子巷在夫子庙边上，读书的人家较多。但大伙谁也不愿意当这个里正。无论大宋和大元，底层小吏都不是有良心的人能干的。没有俸禄不说，催粮催款的事还都落在头上。一旦催出个错来，或把钱交得迟了，就得吃官司挨板子。
夫子巷前一任保长就是因为替官府催款催得急了，逼死了钞户，被抓去蹲了大牢。家产也被冲了公，抵了亏欠的款项。酒徒注：钞户，是元代的一大发明。专对没有田产的城市人口而设，每人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钱，履行做草民的义务！。
所以，几个大族私下核计了，找那些家族人口少的外来户来应差。在福州，陈、程、黄、王都是大姓，有上百年家族史。钱、杨、冯是小姓，属于外来人。所以，第一次选里正、区长时，各家代表们把表达民意的朱签，全部投到了几户小姓候选人的竹筒子里。
等选举完了，大伙才知道，原来大都督府的官制与大宋不同。区长、里正都算官府职位，每月有固定的俸禄拿。只需要想办法为所辖区域做事情，不需要协助官府摊粮派款。并且还有弹劾府、县官员的权力，只要他们不犯律法，县太老爷都不能将他们罢免掉。
这种好事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几个大族叫苦不迭，可又没地方买后悔药去。发誓下一届选举推自己人上。可一届是五年之期，下一届选举，谁知道届时大丞相府会玩什么新花样。
反正，那些花样程老蔫儿是看不懂。就像这次瘟疫，往常的时候，官老爷们早做了船到海上避瘟疫去了，可文丞相没走。虽然他不肯自请降职，也不肯写文章烧给瘟神娘娘请罪。但这份直面瘟疫的胆量，让人在指摘他的过错同时，难免心生几分敬佩。
那些对付瘟疫的手段，也是百姓们闻所未闻的。如生了病的人不准在家养着，必须全到固定的医馆去治疗。不准人乱丢垃圾，乱倒废水。还有喝水必须喝烧开了的井水，不准从江河里挑水喝。用石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