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

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胡母翼、鲁郡孔篡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8]。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

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

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

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

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

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

族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北魏王朝对征服区域的地方大族“待以客礼”

或“待以国士之礼”,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礼仪,而是包括了徙豪望、授官爵、给田宅、赐奴婢等实际内容。通过这一方式,北魏王朝把各种纷乱无序的地方势力逐步纳入了

统一的行政体制当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沙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北方大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些原本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豪强,在重重打击下归于沉寂,而一些自身宗族势力并不强大,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则在王朝的扶植和造就之下成为一时盛门。杨愔诫子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方伯不绝,禄恤甚多。”[9]阳李崇与北平田彪互为“州里”,共率郡降魏,李氏官宦不绝,“而彪

子孙遂微劣焉”[10]。

孝文帝分定姓族,标志着北朝门阀序列的最终确立。在这种背景下确立起来的北朝高门大姓,虽然带着汉魏旧门的桂冠,却已具有明显的“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经济与社

会地位,与北魏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北魏王朝的矛盾,主要不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如何利用和

改造这一制度框架以攫取自身的利益增加其权力、威望和财富。正如王夫之所论:“魏晋以降,廉耻丧而忠义泯,夫岂无慷慨之士,气堪一奋者哉?无以自持,因无以自继,则虽

奋而终馁。”[11]

与名家大姓的显达相反,从总体上看,地方豪强在北魏时期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中。《魏书·良吏传序》:“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关右,遗黎未纯,拥节分符,

多出丰沛。”天赐三年,“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异姓二人;而魏初多为汉人大族所充任的郡太守一职,却“虽置而未临民”[12]。随着北魏从游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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