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理,那郑卿对法家……”
“陛下,臣反对法家,之所以商鞅用法家,是因为诸候并起,王权弱化,所以用法家成功。一旦秦大一统后,再用法家治国,就有无数弊端产生。故秦迅速亡国也。到了西汉,西汉惩法家之弊,改用黄老无为。并不是无为而治,而是力求清静无为,国家减少争执,让百姓愚昧。可是人乃是万物生灵之首,怎么能让他们变得愚昧呢?况且有人,就有争执。于是诸候反叛,削弱王权,外有匈奴之逼。这才让汉武看到儒家学问的长处,不愚民,而是用儒家的尊卑名份礼数确立统治,加强王权的权利。对国家治理,对天下平之。但春秋典籍多为秦朝焚烧,又立儒学不久,诸多儒生曲解,儒家大义没有发挥出来,不得不使用法家佐之。”
“有理,继续说。”
“由以成为制度,到了唐朝时,看到释家势大,用道家冲之,于是立国之道,道儒参半,表以法家,释家危害不大纵容之使之教化百姓,释家危害大时又开始灭佛尊儒。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我朝立国以来,多以儒家为里,皇家虽崇尚道家,但不是用来治国,而是与释家一样,用来教化百姓了。再辅以法家,这便是我朝立国用百家之道。”
赵祯想了一会儿,说道:“郑卿,果然乃是经学大家,朕以前真没有想过,经你一说,茅塞顿开,果然是如此。”
“这个无妨,臣之所以说它,是用来说新政的。百家当中,墨家取之儒之仁,法家取之儒之义。道家与儒家同时并存,各有冲突之处,各有融合之处。不过臣对道家种种十分反感。若真是无为,出世,怎么可以将这个国家治好?国家是用吏来治国的,不是用隐士来治国的。隐士虽好,只能用来感化百姓减少自私自利之心,推扬德化。陛下,若林和靖在世,你定当会重重奖励林和靖,但能否让他为当朝宰相?”
“不能。”
“所以臣不提这个道家,而提法家与墨家,常期以来,因汉以来对义的误解,将它与仁并列之,缺少了这个义,便无法恩威并用,于是才用法家辅助治国。实际这个义便是法家的法。有仁有义,才构成儒家真正的仁义。何须用法家的法。儒家之道,中庸是本,而不是仁,孤极阴阳能生万物吗?那么夫子何必修易经?这一点与道家观点十分相同。但道家最终归还一,于无。儒家却讲三,对立与中和。姚崇等人法变,之所以不被人重视,因为一直用了微调之法,不需要重大的仁义中和,所以多被人忽视。但是新政之法,所举实乃大,首先范仲淹所说的明黜陟、抑侥幸是重中之重。用心是好的,可是裁撤的是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世袭领地的宦官,因恩荫升迁的权贵,磨勘之法又密,一密必难以执行,所图者又大,大就容易出错。臣也赞成改革,国家弊端太多。若陛下不振奋精神改革,纵然陛下以仁爱将一次次危机化解,必然留下许多难题给后人。宋朝一旦失国,千百年后,后人会怦击陛下不作为也。”
“你说这个新政似与儒学……”
“陛下,正是,儒学乃是夫子创立的治国救世的学问。精研,足可以用来治万世之国。只要千万不要将它曲解成墨家那种妇人之仁就可以了。”
“有何关系?”
“儒家的对立三分中庸之道,阴的一面重,就往阳的一面调节,文的太重,略略增加武道。兼并田亩严重,国家就必须用财力支持贫困百姓有田,不易弃田的政策。范仲淹所图谋乃大,所触犯的又是精英权贵集团,可以,臣认为可以,毕竟是弊端。所谓的权贵,他们还是国家的臣与民,国家给他们富贵,他们也必须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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