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终因为情况有所好转，这种镇压也非个例手段，甚至得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认可和一致的执行力支持。发起暴乱的人们逐渐遭到了群众的唾弃，被冠以了“瘟疫帮凶”的恶名。
因此，隔离政策在此期间得到了较好的成效，瘟疫传播基本开始得以控制。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那便是粮食问题。
隔离使得生产力急转直下，经济和货物的流转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一部分地区产生了瘟疫发生后越来越严重的饥荒问题。
但在瘟疫传播基本控制的情况下，隔离政策开始对出入口的食物率先开放特殊通道，实行货物到港后由国家统一收购价格买下，检查和用高度酒消杀后，使用统计和轮筹的方式分别售卖到民众手中。
商人既可以第一时间收到货款，而人民也平均分得一部分食物的供给。饥荒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虽然粮食不足问题仍旧困扰着大部分地区，但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逐步减少。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大港口时有无名船队送来一两船甚至几船的粮食，这些粮食品种多来自于非欧洲地区。船队将货物送到后便迅速离开。港口甚至来不及与其取得联系。
但基于此时属于非常时期，这些船队的行为又似乎较友善。因此，各国间并未对其施行抗阻行为，只由得他去。
隔离和国家统一分派销售的政策在非常时期救活了更多的民众，人民开始逐渐理解这种“强权”和“暴力”的政策，非常时期的“强权”是为了统一民众的方向问题，而“暴力”则是非常时期对抗愚昧的必要手段。
历史总是在快要落下帷幕时，方才告诉我们谁是正派，谁是反派，而大部分的民众并非推理高手，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认知事情的真相。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大于一切，如果自由即死亡，那么“自由”便束缚了自由，或是小部分人的“自由”影响了大部分人的生存。
这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这是一种自私的利己主义，或者是一种包裹在“自由”之下的其他什么东西。
人类的意识中，多半时候会因为自己的是否生存，影响其他个体的是否生存，甚至会因自己生存的是否舒适，影响他人是否可以生存下去。于是剥削便由此而衍生出来。
可怕的是，这种意识最开始是个体的意识，逐渐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从个体意识转化为小部分人的群体意识，从而产生对大部分人的更深入、更全面的剥削。
这个时候，便开始有人认为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剥削的日益严重，实际上社会制度只是一个放大镜，它放大了剥削的意识，只要这种剥削的思维不被消灭，任何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消灭剥削本身。
在这场是否隔离的斗争当中，大部分的群众是受益者。他们因此获得了生存下去的机会，人类社会因此得以很大限度的保全。
但，诚如对意识的阐述，人类的意识是从来都不会主动刻求公平的。自私的基因植根于躯体之内。
无论通过博弈也好、斗争也罢。每一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的获得对自己生存有利的，甚至对自我意识放大的有利的状态，这使得不安定的因素持续存在。
这也许就是一部分智者希望寻求更好的人类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这种意识形态自人类存在以来便开始了的追寻并从未结束，也必然会在未知的未来中不断探索。
但，抗力无处不在，这次隔离和统一分配的动作已经让G会的利益严重受损。